至今我仍能捉摸到那一次初见到他时，那种欢快的情景。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，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的“红五月”。一天下午，叶圣陶接受学生的邀请，来到位于上海西宝兴路的一所大学讲演。他平头，穿着青布大褂、布鞋走上台，那个不小的会场立刻轰动了起来。尽管他的口才并不好，言语里又找不出什么炫耀、鼓动的字眼；他平平静静，从从容容地讲着。但是，从他嘴里发出的一字一语，都深深地落到了我们年轻人的心里。从这时起，我忽然萌发了写一本关于他的书的愿望。

和多多少少人一样，不久，我们都欢天喜地的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降生。满想自己这个小小的愿望可以实现了，怎能料到，此后的年代，“阶级斗争”连续不断，并且越演越烈。传记文学被看作“树碑立传”，列入了禁区。哪一个还敢胆大妄为，招惹是非呢？！

到了１９７７年，风平浪寂。在通信中，我把我蓄积已久的想法告诉了叶老。叶老是谦和的，热情的。他回答我：“说起文学生活，我甚惭愧，自知浅薄，甚希他人不予提及，足下有兴为此文稿，我亦不敢拦阻。”在这以后，我曾几次提到了计划中写这本书的事。有次，他给我信说：“足下尽可自由纵笔，假定不与我相识。”“注意两点，一叙事务求确实，二则最好不要称誉。”“至于如何评论我，务从尊意为便。”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不要称誉。他的这些话，不仅是他常人所不及的谦逊、务实品格的再现，对于所有传记文学作者的写作实践，我认为，也都是极为有益的。

（摘自后记）